此文一出必将遭到攻击。可是为了让我多灾多难的同胞，尽可能地在遭受灾难时不至于孤立无援。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些“难听”的话。倘余因此所遭受之辱，能让一个同胞减轻灾难侵害，亦不枉余之冤也！
本地洪灾，“乡亲们”没用动员就大多主动联系如何救助灾民。尤其是年轻人的热情，让余“绝望”之余亦萌生了丝丝“希望”。余向来对“负能量”持包容态度，并忧虑这种违背物理学原理的说法误导世人。可是今天余要明确地否定一种“负能量（姑且视为不利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因素）”，为投入救灾的年轻人说句公道话。
暴雨持续，许多年轻人密切关注“灾情”，主动与职能部门或电台联系，申请参加救援。可是在这种人性复萌的主旋律中，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舆论，说那些年轻人参加救援是为了好名声。国人长期遭受“人性”灾难，本能里那点“人性”大多已经残缺不全。正需要全社会细心呵护，恢复社会良知。所以尽管舆论里这种观点并未对主流救援产生什么直接影响，可是此种观念贻害无穷。
“做好事不留名”是种境界，可这只能是一种选择。不应该全社会提倡，甚至不应该做过度评价。因为做好事不留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是不打算受助者回报，甚至还有些人系可能因为某种经历产生的赎罪心理所致。最主要的是这种观念戕害“人性”。日前，余在一篇论述捐赠问题的文章（《孩子们，老师为你们的高尚而骄傲》里就引用了一段春秋时的故事，阐述了人为拔高道德标准，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得以重返故国。后来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的钱。但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孔子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人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孔子认为，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观念里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
子贡此举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自子贡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作看不见了。因为他们不像子贡那么有钱，而且如果他们费了很大周折，求国家给一点点补偿的话反而被人唾骂嘲讽，哪里还来得行义举的动力。很多鲁国人可能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
做好事，为什么只有不留名才值得称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对于买卖公平期待已久，货真价实的交换常常令人盛赞。可是对于生活里做好事，期待（仅仅是期待）相应的回报就完全不能接受。谁要是做了好事希求回报（更不用说接受回报），就将遭到口诛笔伐。甚至，连做好事希求得到称赞都要遭到质疑。
为了名声做好事有何不妥？难道做了好事不应该受到当事人与全社会的肯定吗？多么是非分明的一种观念，竟然在中国大陆社会成了世人鄙视的“恶念”，难道渴望被称赞，所做的好事就成了坏事？一个有人性味的社会，不但要正视做好事接受回报，甚至应该鼓励报答帮助自己的人。美欧一些国家就有明文法律规定，拣到他人遗失的钱财，归还给失主，失主需要给予遗失钱财固定比例的回报。
我们社会里大张旗鼓地倡导“感恩”，这说明国人已经不懂得感恩为何物了，人性的冷漠不能不说与国人拔高道德标准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们的生活里倘若拣到别人遗失的钱财，接受（更不用说索求）失主回报的钱物，轻则直接抹煞其所做的好事（不值一提），更多的国人则会将其行为视为道德缺陷，予以无情的鞭挞。一个倡导做好事不求回报的社会，怎么可能使人懂得“感恩”，这不是悖论么！
助人做好事希求（更不用说接受）回报，都要受到蔑视嘲讽，甚至无情的抨击，那谁还来做好事！所以，当笔者在学生群里发现孩子们（包括毕业多年的学生）积极参与救援，主动捐赠救灾时，明确盛赞孩子们的“高尚”。一个社会如果吝啬对于善良人的赞许与对善举的肯定，那这个社会不但不会产生人们渴望的“高标准的社会公德”，还必定成为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
西方社会对于无法区分的责任事故与善举统统视为善举予以肯定，这不仅仅是司法程序的结果，更重要的就是要向世人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只要你做好事，绝对不会被误解，绝对会得到好报。可在我们的社会里恰恰相反。所以目前导致中国社会人性的冷漠除了体制原因外，还有国人观念的愚昧。
说谁做了好事，要千方百计地寻求证据，若没有证据证明，几乎都不相信有人会做好事；若说谁做了坏事，不用证据，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是做坏事了。这种观念不禁在民间，最悲催的是严重影响行政与司法。甚至此观念能够给予司法人员足够的心理动力对抗法律。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在做善事。中国大陆与法制社会的距离不仅仅是制度上的，观念上的距离也相当大。
现代的年轻人，喜欢新事物，渴望参与陌生领域的活动。“志愿者”已经被大多数年轻人所接受。孩子们本性的善良，洋溢着人性的光辉。象参与救灾这种事，大多数的孩子没有什么深思熟虑，基本都是本能反应。即便他们潜意识中有渴望得到肯定与赞许的愿望，那也是人之常情。
贪婪让国人迷失本性。现实中不乏这种现象，一个人丢失了巨款，在找不到时，内心里无数次想，哪怕能找回一半也行。甚至能找回一小部分也能心理稍慰。可是一但真有人把钱拾到送回，就一分钱都舍不得了。相当多的人，拿出少许，不是虚情假意地希望对方拒绝，就是希望“买断”这份情义。只要拣到钱的人接受钱物回报，那失主内心就会心安理得地觉得不再欠人家什么了。全然没有想到，如若不是人家归还，自己可能分毫都找不回，完全失去。个人保管不善丢失钱物似乎没有任何责任，不受任何谴责，内心无半点愧疚。到是归还拾到钱物，接受相应“回报”的人受到世人无尽的蔑视与嘲讽。只有那种拣到钱物，呆在原地不动，再在风雪中等个几个小时，然后分毫不差地把钱物归还给失主，才够得上国人能够接受“道德之举”。
渴望惊天动地的善举，拒绝认同每个人身上焕发出的人性光辉。吝啬对良知的赞许，却不惜吐沫苛责“善举”。宁愿从做善事的人身上挖掘瑕疵，也难以接受没有“证据”的善良行为。如果一个社会，人们要是做好事必须给自己保留充分的证据，否则不被认可，甚至可能因之承担无关联的责任，导致自己的亲人从此生活拮据，这种社会道德不堕落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