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日，高考又循環爲熱門話題。在與一個業界消息靈通人士交流後得知一個消息。就是這些年，清華、北大雖然招去了全國高考最高分數段的學生，可是科研人才後繼乏人，自己培養的學生無法承擔本校的科研項目。相反大有被淅大、上海複旦、交大威逼的勢頭。他們把這種危機歸咎于高考試題太簡單，導緻基礎教育質量下降，沒有招到高質量的學生。于是，清華、北大以其特權，“建議（如其說是建議不如說是指令）”全國高考數、理、化廣泛提高難度。
隻要不腦殘的人用腳後跟想都能想明白，如今的清華、北大俨然系國家行政機構，哪裏還有半點學術研究的氛圍。全國最高分的學生被他們招去，他們竟培養不出承擔科研任務的人才來。倘如他們所判定，系基礎教育因高考試題難度低，導緻基礎教育質量下降，那麽“淅大、交大、複旦等”院校威逼之勢從何而來？難道清華、北大這兩所曾經的全國一流學府會得出如此違背教育規律的結論，且提出民族自殺式的高考“建議”？
“清北（清華、北大）”這種建議，或許能夠招到些考試技能高的學生，可是解決科研後繼乏力未必有效。造成這種局面與其管理模式不無關聯。可這不是此文要探讨的。此文僅就教育規律發表點拙見。我們姑且不說高分是否意爲着能力，亦不去觸及“清北”行政化對學術的窒息，僅就全面提高高考“數理化”難度，勢必導緻基礎教育更加嚴重地背離基礎屬性，教育資源更多地被被特權階層霸占，其結果是犧牲絕大部分智力平常，因被特權階層擠占無緣優質教育資源的平民子弟，尤其是農民子弟。這些被“高難度的課程”淘汰下來的孩子形成的社會負擔，即便“清北”招去的學生都成才其所創的價值能否承受仍是一個非常值得懷疑的問題。
衆所周知，中國的基礎教育“新理念”根本左右不了中高考尤其是高考的影響，高考選拔機制不改，基礎教育的新理念就是一場勞民傷财的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中小學課程難度越來越高。這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可是中國科研成果卻與這種基礎教育難度的提升形成巨大的反差。中小學課程提升難度某種程度上系選拔機制（競争優質教育資源）的需要。這使得中國的基礎教育越來越背離“基礎”的屬性，成爲選拔精英的一種程序。其高淘汰率，使絕大多數孩子喪失了形成生活能力的機會，社會負擔巨增。如今被“淘汰”下來的中小學畢業生，棄學（人在學校卻不再學習）現象非常普遍。一半以上沒有維系自主生活的技能。學的少，學的簡單與不學是完全兩個概念。
高難度的中小學課程，遠超絕大多數中小學生所能承受的程度。在激烈的競争中，形成孩子們生活能力與創新意識的文化課學習以外的所有活動時間都被擠占。中國大陸的中小學就是在培養一批批“行屍走肉”般的考試機器。“十名效應”、“N名效應”①就是在這種“特色”下産生的。到不是所有十名左右（或者多少名左右）的學生未來都有成就，這除了與相較的學生群體的關聯外，就是一些智力上乘，卻不肯“賣力氣”追求“完美（滿分或高分）”的孩子在“精神緻殘”教育下劫後餘生，他們在“不務正業”的時間裏激活了創新的本能，形成了思辨能力。這也許是淅大、交大、複旦等招收高考次分數段的學生卻對“清北”科研構成威逼之勢的主要原因吧！
所以，即便“清北”管理去行政化，想憑借提高高考數理化考試難度解決科研人才乏力問題也是南轅北轍。中小學課程難度越高，越擠占孩子形成綜合能力的時間，孩子的大腦越硬盤化。最爲主要的是高淘汰率造成日益沉重的社會負擔，是一種投入産出比很低甚至是折本的教育。基礎教育的課程難度關乎一個社會的平均文化素養，選拔人才應該采取層次選拔，非才既廢的選拔，得不償失。
都說美國的基礎教育課程難度低，學生學起來輕松。其實這是一種誤讀。據相關信息反映，美國的基礎教育就是層次選拔。比如數學，美國高中每門課程都分四個等級：Academics,Honors,Pre-AP,AP難度依次增加。内容隻要是我們高中學的所有東西他們也都學的。隻不過他們是把數學分成了幾個闆塊兒，有三角函數，代數1，代數2，幾何1，幾何2，三角函數，預備微積分，選擇AP課程，就要學習大學裏的微積分，年終的時候參加考試，參加統一考試過關了的話可以折抵大學學分，當然這難度是比較高的。如果是Academics和Honors,就相當于是我們初中的難度，Pre-AP級别的和我們高中差不多，可能會略微簡單點兒，但是AP課程内容就是我們高中講不到的了，而且要學得很透徹。所以在美國中學裏，一些智力出衆的學生想考好大學，學習難度比中國高，學的比中國學生辛苦。
層次教學能夠極大的減少教育資源的浪費。最主要的是能夠讓不同層次的學生都能學到相應的生活所需的文化知識。有利于學生因之形成必要的生活技能。我們的基礎教育層次教學提多少年了，可是如今仍隻是紙上談兵。根源之一就是與高考選拔機制不配套。
許多國人迷信全國統一高考的公平性，其實公平性都是相對的。離開監督，公平無從談起。特權的存在，“公平”隻能是非特權階層的角逐。所以全國統一高考不宜科目太多，考語文、數學即可，然後憑借這兩科統考成績報考相應院校，但必須在報考院校參加校方加試，加試内容根據所報專業由各校統一設置。打破“一考定終身”的高考模式，有利于使考生從摸索高考規律的應試型學習，向全面發展的能力型學習轉變。高等教育招生的多元化，有利于破除高考指揮棒的一誤誤全國誤幾代人的魔咒。
我們的社會教育的不公平性最主要的是在于教育資源的不均衡配置上。“清北”高考理念，對于日益嚴重的教育資源不均衡配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種不均衡配置不僅體現在基礎教育的硬件上，還體現在教育的軟資源上。國家對于全國教師的繼續教育是按編制配置資源的，可是在各地具體執行過程中，相當多的普通校教師都被排擠在外。
例如，最近有一次全省教師新教材培訓，初通知是所有在編教師都參加，可是後來許多普通校教師都被取消了培訓資格。通過内部人士一打聽，原來最初是按在編教師布置，可是後來本地區有60多個教研員要求參加，結果就把普通校教師的培訓資格給頂掉了。而且許多普通校連一個名額都沒有給剩。平時，重點校能接到的許多教育信息，普通校根本不知曉。特權意識比特權本身還贻害無窮，中國大陸的基礎教育資源被服務于權貴的重點院校擠占現象非常普遍。教育行政部門在資源配置上主動向重點校傾斜，已被整個社會廣泛接受。國人挖門盜洞讓自己的孩子往重點校裏擠，卻鮮有意識到自己所應該享有的教育資源被擠占的。城市教師随機流動性配置計劃多年了，可如今也隻能象征性掩人耳目難以落到實處。
清華與北大作爲全國高校的領軍院校，本應該爲着眼于全國教育健康發展，倘若其真如傳聞中的那樣僅關注本校利益，不惜犧牲全社會的利益謀求發展，中國曆史上的清華、北大就凝固在曆史的某一時刻，不再屬于教育範疇了。
注釋：
①十名效應：始于一九八九年，當年中國大陸杭州市天長小學老師周武受邀參加一次畢業學生的聚會。當時他暗自吃驚:那些已經擔任副教授、經理的學生，在學校時的成績并不十分出色。相反的，當年那些成績突出的好學生，成就卻平平。
這個現象引發周武的好奇，他開始追蹤畢業班學生，經過十年、針對151位學生的追蹤調查，周武發現，學生的成長是一個動态的過程。在這種動态變化中，小學的好學生随着年級升高，出現成績名次後移的現象:小學時主科成績在班級前五名，進入中學後名次後移的，占43%;相反地，小學時排在七到十五名的學生，在進入初中、高中後，名次往前移的比率竟占81.2%。